军绿色外套搭配图片（穿不腻的帅搭造型）

非德性指在德性之外（beyond），并不是指反（anti-）德性。

其次的三个步骤是诚意、正心、修身，其目的在于使自己变得完满，以使自己能肩负起社会的和政治的责任。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后现代主义者以功能性的非理性即否定、消解、摧毁、颠覆等功能性的因素，代替了以往反理性主义者实体性的非理性即本能、意志、存在（此在）等实体性的因素，因而是更彻底的反理性主义。2．解构（deconstruct）本质主义。他们倡导对世界的关爱，主张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和尊重他人等美德。一股反理性的思潮伴随着理性主义的极度膨胀而蓬勃兴起，它反对附加在理性之上的先验性与绝对性，否定认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否定价值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和进步性，认为传统理性主义所追求的绝对真理和终极价值都是虚妄的[10]何兆武柳卸林：《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下，第16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以后现代主义为语境，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后现代哲学家欣赏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文明，同时又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儒家又将情感与认识结合起来，以情感为其认识的动力与内容，结果发展出情知之学。

但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有两个缺点：一是他忽视了社会实践，二是他片面地强调了自觉原则而忽视了自愿原则，由此滑向了宿命论。认为从理性的层面看，哲学的思考体现了最高层面的‘思想，他要求尽力达到‘极高明。其中，体验与功夫非常重要。[10]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562页。

但是，无论当代新理学，还是当代新心学，都强调理智而忽视了体验、功夫问题。四者各有所司，但又是互为条件、不可缺少的。

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为他自己的利）的，即以占有为目的。它们各有不同意义、不同层次，却又是互相联系的。冯友兰说：若问：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说，人生是有觉解底生活，或有较高程度底觉解底生活，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生之所以异于别底动物的生活者。冯友兰一系，即其显例。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人生境界，是人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它能反映一个人的人格的高低。《新知言》论述新理学的哲学方法，以见新理学在现代世界哲学中的地位。[36]有位评论者说，蒙培元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主体思维阶段，随后是心灵境界阶段，其后是情感哲学阶段[37]。[39] 这是单就境界说而言。

[29] 于是乎，蒙培元的情感儒学（或情感哲学）遂应运而生。[41] 彭华：《史家与社会：辩护与思索》，载《宜宾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21]人生境界问题，也是现代新儒家普遍议论的话题，提高人生境界被现代新儒家视为哲学的神圣使命和最终归宿。文中我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在现代社会中，史学和史家扮演的已经是一个极其次要的‘社会角色，全然居于社会边缘的‘边缘状态。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他对自己所行之事的性质和意义虽有所了解，但并没有清楚的自觉。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讲的不是一般的生活方法，而是如何成为圣人的方法。体验必须是情理合一、情性合一的，否则，所谓情者只是私情，所谓体验只是感性体验。冯友兰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即在于人有理性，人有心的知觉灵明。

他说：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是情感型的，将人视为情感的存在，由此解决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价值的问题。1963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同年考取冯友兰的研究生而师事之，直至1966年毕业。

一中国历代之大哲巨匠，其理论视角多指向鲜活的人伦世界，故有人间情怀之说。儒家所谓心性之学，决不离性与情的统一。

[37] 笔者按：在《情感与理性》（2002年）之前，蒙培元曾经出版过《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心灵超越与境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二书。[40] 蒙培元：《中国情感哲学的现代发展》，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9] 蒙培元：《儒、释、道的境界说及其异同》，载《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继冯友兰之后，唐君毅也在世间和出世间上下求索，希望为世人提供一个最佳的安身立命之所，并使其进入一个最佳的人生境界。它们是：《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副标题《中国哲学之精神》）、《新知言》（1940年）。作为儒家宗师的孔子，是乐观坚毅的通达者，此即其无上人格魅力之一。

[11] 萧萐父：《吹沙二集》，第481页。历代儒家大都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这是儒家的理性主义精神。

其基本内容，主要是论释人的本质和人的境界。中国之思想流派，其理论鹄的多指向实在的人间社会，纵使以出世间为旨归的佛教，后期亦有人间佛教之提倡。

[34] 一如冯友兰所说，孔子之乐并不是一种肉体的快乐，而是一种精神的平静的满足[35]。当时虽就史学和史家而言，但移之于此，似亦无不可。

所谓道中庸，就是不离开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表示这种境界即在人伦日用中，是即世间的。儒家将情感与意志结合起来，结果发展出情意哲学。这就是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10]。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有不同。

[19]冯友兰认为，人生境界有高、低之分。[42]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与西方哲学将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的二元论哲学以及视情感为纯粹私人的、主观的、非理性的情感主义伦理学相比较，儒家重视情感的共同性、普遍性，因而主张情感与理性的统一，这是儒家哲学的最大特点。而在中国哲学形式化、理性化的同时，新理学又保留了、继承了其核心的实质内容，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

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即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哲学更重视人的情感，实现人生的价值，从而得到情感的满足——这就是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是诗性的，是追求艺术人生的。